全球经济的新纪十五年dd-【新闻】

全球经济的“新纪十五年”

[ 传统世界模式还在勉力支撑，全球经济还习惯于和谐、共赢和全球化的大语境，还没有意识到冲突的主流化和长期化，还没有实现在冲突中发展的意识转变和战略转变 ]

2014年，是“新纪十五年”，即2000年新纪元开始以来的第十五年。这个“新纪十五年”，让人不由想起黄仁宇教授笔下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两个时间切面确有共鸣：首先，两者都处于严重危机之后，1585年的中国发生了严重旱灾，2008年则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其次，两者都处于重大转折之中，1587年左右的明朝，恰逢两个截然不同的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的交替，而2014年的全球经济，则刚刚迎来新兴市场经济规模正式超越发达国家的历史拐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者都处于见微知著之时，恰如黄仁宇所言：1587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2014年，全球经济也发生了诸多为经济学家所易于轻视的事情，这些事情，表面看来虽似偶然，但实际上却是危机演化的必然，也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新的发展方向。

正因如此，和万历十五年一样，新纪十五年的诸多细微变化，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并从中发掘经济时代变迁的滋味。笔者以为，我们时下身处的这个新纪十五年，全球经济有五个不同寻常的小事件或短趋势值得关注：

其一，全球经济弱复苏已成新常态。弱复苏之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复苏绝对力度弱于趋势水平，此前2010~2013年的复苏属于危机后的修复性复苏，就像在弹簧床上下陷到低点后的反弹，增长速度是强于趋势水平的，但2014年以来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人均产出水平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修复性增长动能衰竭，复苏后继乏力；另一方面，复苏相对力度弱于预期水平，2014年1月IMF两年多来首次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好景不长，4月以来部分主要经济体一季度经济增长均表现羸弱，美国经济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行又都下修增长预期。

弱复苏之所以成为新常态，是因为出现了一系列掣肘复苏的全球现象，包括：主要国家普遍的楼市趋冷，全球范围内的居民收入放缓，主要国家的就业市场边际恢复趋缓，全球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加剧，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氛围的日趋紧张等。这些全球性掣肘因素将对复苏持续释放抑制性作用。

其二，传统经济金融关系接连断裂。2014年以来，一些经验显示的趋势关系不再成立，例如：货币政策选择和收益率变化南辕北辙，2014年以来，美联储循序渐进地退出超常规货币政策，加息也已摆上未来政策讨论桌，但美国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让市场大跌眼镜。再例如，股债之间跷跷板效应消失了，主要发达国家的股市和债市同步走牛，而且这一现象延续了两个季度，自新世纪以来从没出现过这种反常现象。再例如，三金（美金、黄金和黑金）的联动也失去长期稳定性，美元指数震荡微涨，金价和油价却不降反升。

其三，政策调控第三次意外转向。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始终延续宽松的主基调，2010年受通胀压力上升的影响，全球政策取向由松转紧，但紧缩政策未持续多久，欧债危机就突然恶化，全球经济二次探底，进而引致了以QE为代表的第二波全球宽松政策浪潮。2013年以来，围绕着美联储收缩QE从计划最终变为现实，全球政策当局第二次出现紧缩迹象，但2014年以来，强复苏未能如期而至，全球经济弱复苏反而变成了新常态，以美联储强化长期低利率预期引导、欧洲央行实行负利率和中国微刺激为代表的第三波全球宽松政策浪潮渐有形成之势。值得强调的是，这是危机爆发后，全球政策调控的第三次意外转向，不仅“可一可二不可三”的魔咒缠绕其上，而且这一次宽松发生在财政巩固和货币信用巩固双向挤压政策空间之时，政策风险令人担忧。

其四，不切实际的经济金融愿景接连破灭。从大的层面看，自危机以来就被寄予厚望的全球经济多元化继续出现退潮态势，在2012~2013年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之后，2014年欧洲和日本又呈上升态势，而新兴市场却没有如预期般重启强劲增长，除中国经济在5月之后出现企稳迹象外，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下滑均未实现触底，发达国家领先新兴市场的结构进一步固化。从小的层面看，2014年以来，一度风头甚劲的比特币彻底沦落，“虚拟货币挑战信用货币”的愿景还未成形就化为泡影；此外，近年来风光无限的科技股也在2014年一度发生暴跌，“虚拟经济入侵实体经济”的号角还未吹响就有哑火迹象。

其五，冲突加剧和市场漠然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IMF和世界银行在年初就非常少见地在经济展望报告中重点提示了地缘政治风险，从随后的全球局势演化看，动荡频发和冲突加剧的确成为事实，泰国发生政变，中国周边争端加剧，乌克兰和伊拉克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有引发一定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而且，在激烈的地缘冲突背后，大国对抗和世界集团的分化与对立越发明显。但冲突加剧并未引发市场恐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率不升反降，甚至已经降至近七年来的低点。对显而易见的危险如此漠然，市场表现出的活跃度下降和风险敏感度降低十分令人担忧。

细微的异动接连出现，表明宏大的体系正处于将变未变之际，旧有的模式虽然日渐式微却仍在勉力支撑，新潮流和新秩序的形成虽然小荷已露尖尖角却没有形成气候。见微知著，万历十五年的种种小事件折射出明代“文官集团及其伦理治国思想”的动摇，而在笔者看来，新纪十五年的诸多小异象则反映出三种大趋势的将变未变。

首先，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还在勉力支撑，无论是全球还是主要国家，新内生增长模式尚未确立，增长遇阻之际都还在被迫寻求传统政策刺激的支撑；其次，传统世界模式还在勉力支撑，全球经济还习惯于和谐、共赢和全球化的大语境，还没有意识到冲突的主流化和长期化，还没有实现在冲突中发展的意识转变和战略转变；最后，传统经济学思维范式还在勉力支撑，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认识和解释已经落后一步，即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掀起轩然大波，但经济学的革命还远未到来。

身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模式、秩序和思维范式将变未变的新纪十五年，中国的当下选择也许将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新结构中的位置。正因为全球增长模式还因循守旧，所以只有加速改革和转型，中国才能走出多元化退潮的冲击，领衔新一轮的多元化涨潮；正因为世界模式的内生冲突难以调和，所以只有先发制人，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占据主动地位，将庞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化为综合影响力，中国才能获得最大化经济发展空间的机遇；正因为传统经济学说服力和解释力有所削弱，所以只有走出理论狭隘，以尊重事实、尊重微观为出发点去完善经济发展思路，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才不会迷失方向。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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